罗隐(833～909)

唐代文学家。原名横，字昭谏，号江东生。杭州新城（今浙江桐庐）人。20岁应进士举，十试不第。咸通十一年(870)入湖南幕府。次年夏，受任衡阳主簿，旋乞假归。后游历大梁、淮、润等地，皆不得意。光启三年(887)归江东，投靠杭州刺史钱镠，受爱重，任钱塘令，拜著作佐郎。钱镠充镇海军节度使后，征任为掌叔记，迁节度判官、司勋郎中。天祐四年(907)唐亡，罗隐曾劝说钱镠举兵讨梁，未能用。梁以谏议大夫征隐入朝，亦不行。后钱镠表授吴越国给事中而卒，世称罗给事。

罗隐生当变乱的时代，大半生又处在流落不偶的境地，养成愤世嫉俗的思想性格，好为谐谑讽刺。《唐才子传》说他“恃才忽睨。众颇憎忌”，“诗文凡以讥刺为主，虽荒祠木偶，莫能免者”。后世还流传许多有关他这方面的趣闻轶事。

罗隐的创作以杂文小品成就较高。他将自己的小品文集题名《谗书》，并自述写作用心是“有可以谗者则谗之”，“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”（《谗书序》和《重序》）。书中各篇像《丹商非不肖》赞扬尧舜的不搞“家天下”，《英雄之言》揭发所谓豪杰之士借口救民涂炭以实现攘夺的野心，《汉武山呼》论述人君听信谀美之词是败德的根由，《越妇言》讽刺官僚士大夫一旦富贵就安于尸位素餐，《秋虫赋》抨击封建法网“绳其小而不绳其大”，《迷楼赋》总结隋亡的教训是“迷于人”而非“迷于楼”，都具有警切的立意和犀利的笔锋。确如鲁迅说的“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”（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。

罗隐的杂文小品表现形式上有直接发议论，有的借寓言托讽，有用散文体，有用赋体，随物赋形，不拘一格，而皆能嬉笑怒骂，涉笔成趣，明快泼辣，一针见血。罗隐还有一些较好的记叙文和政论文。如《广陵妖乱志》记述扬州的变乱，对统治者迷信神仙的愚妄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。《拾甲子年事》表彰歌伎李新声的政治远见和殉身直谏，为身处卑贱的女人立了传。《两同书》10篇则系统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，大要在于立德、惠民、知人、任贤诸项，而对于社会现象中治乱、损益、贵贱、强弱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，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。

罗隐的诗歌多应酬赠答、登临写景之作，其中表 某些怀才不遇的感慨，但总的说来境界比较窄狭，调子不免低沉。他的一部分讽刺小诗，批判时政，尖锐有力，略与其杂文同一机杼。像《感弄猴人赐朱绂》讥刺唐昭宗重猴戏而不重人才，《题磻溪垂钓图》讽喻钱镠苛捐杂税扰害人民，《题润州妙善前石羊》揭露地方军阀之间相互勾结而又彼此猜忌，《塞外》指斥边将不思御敌只图自荣。这类小诗也有采取托物拟人或借古讽今形式的，如“解通银汉应须曲，才出昆仑便不清”（《黄河》）、“劝君不用分明语，语得分明出转难”（《鹦鹉》）、“西施若解倾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”（《西施》），都能从委婉的语调中蕴含辛辣的嘲讽，耐人寻味。

罗隐的诗风在晚唐属于浅易明畅的一路，述事真切而下语通俗，尤善于提炼民间口语，以致有些诗句写来如同白话，甚至成为后人常用的谚语格言，如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”（《自遣》）、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（《筹笔驿》）、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不知辛苦为谁甜”（《蜂》）等，开了宋人《伊川击壤集》的一派，稍嫌平直、纤弱。

著有诗集《甲乙集》10卷、后集5卷(有律赋数篇)，《甲乙集》有明汲古阁刻本及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刻本；文集《谗书》5卷、《两同书》2卷、《淮海寓言》 7卷、《湘南应用集》3卷、《吴越掌记集》3卷和《广陵妖乱志》（不分卷）。《淮海寓言》以下数种俱散佚。明万历中姚士麟辑成《罗昭谏江东集》 5卷。清康熙间张瓒辑成《罗昭谏集》 8卷，但都仍有所未收。嘉庆中吴骞《愚谷丛书》所收《谗书》刊本，即补得张本所未收者45篇。1983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雍文华校辑《罗隐集》，总集上述诸本所收，又有所辑佚，为今存罗集 全版本。

罗隐的事迹见《旧五代史·梁书》、《十国春秋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才子传》等书，而以钱俨《吴越备史》和沈崧《罗给事墓志》所载较为详备。近人汪德振撰有《罗隐年谱》，收集了有关的事实材料，可参考。